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16日的《文史天地》专刊中，刊有《邓广铭先生四写王安石》一文。其中说，邓先生写王安石的书先后出版过4次，除内容有许多变化外，书名也有变化。1951年出的第1本书名《王安石》；1972年修改后出版，书名没变动。第3次做了大修改后出版时，书名改为《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》，此书最后出版时又改为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。邓广铭先生最后的选择，恐怕用心良苦，这内中的原因需要说清楚。
解放后，关于王安石的文章、著作，包括一些辞书中关于王安石的条目（如《简明社会科学词典》第116页），大都引证列宁的话，说王安石是“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”。但是，没有人注明过列宁在哪篇文章、讲话、书信、电报中说过这句话。我对列宁研究过中国宋朝的历史，敬佩得五体投地，特别想搞清楚列宁这句话的前言后语究竟是怎么说的。为此，我几乎查遍了列宁全集，结果大失所望。
多年后，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原因，我终于弄明白了这句话的来龙去脉——
1906年俄共内部讨论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问题，普列汉诺夫曾在《社会民主党人日志》第5期上发表言论，警告俄国工人政党在土地问题上“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”。列宁在《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》一文中，含蓄地批评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。因为含蓄，此文的后边加了一条注释，这条注释的一个括号中写道：“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，实行土地国有未遂。”（《列宁全集》第10卷第152页）
这条注释的括号中的这句话，是列宁写的，还是编者加的，不得而知。但不管语出何人，说王安石“实行土地国有未遂”，都不准确。把列宁著作注释中括号里的一句话，当做革命导师对王安石的权威评价，不科学也不严肃，只能看做是教条主义成风时在历史研究中留下的一块伤疤。这件事，今天看来有点可笑，但当时却神气活现，谁也不敢吭声。邓广铭先生写王安石，第三个版本的书名，与上面那句话一字不差，最后一个版本书名改变的原因如上，大概不会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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